中医科学论第七章第三节(2)

  当然,中医从生理学到病理学再到药物学,乃至它的治疗学,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

  然而,这种特色主要表现为它具有自己的医学理念,医学领域和医疗方法。并非是中医仅仅钟情于那些显像的笼统的致病因素及抽象概念。

  之所以这些浅层次的医药科学知识构成了中医学的主体,是由于它形成于科技水平非常低下的古代。

  当时古人仅凭自己的感官,是不可能分辨那些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的,只能通过归纳总结显像方面的致病因素,而对那些无法分辨的致病因素,则依据它们产生疾病的证候进行推理,从自然现象的角度进行归类来研究或解说病因。

  如中医学对“疫疠”致病因素的描述就是例证。再者,“六淫”的内涵也并非只是“异常气候”,它实际包含着与“异常气候”相关的,或表现为有相似证候的,又为古人无法认知的病因。由此看来,中医病因学虽然论述的是显像致病因素,但其内涵却包含着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。从而为中医的“辨证论治”提供了比较坚实的理论依据,这不能不让我们后来人感叹古人的大智慧。

  然而,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,中医应该借助现代科技,去探索古人未能认清的致病因素。可惜许多业内人士,为了维系中医的“纯洁性”,宁可对致病因素的认识,停留在古人认知的水平之上,也要反对探索和补充新的致病因素,反对提升它的医药科学知识水平。

  他们打着维护中医民族特色的幌子,却躺在中医以往科技成果之上,一味地吮吸她那开始干瘪了的乳汁,而不去给她输入科学的营养,任凭她衰落下去。这样做的后果,我想决不会起到维护和传承中医的作用。

  由此看来,中医有待于从对显性的、宏观的致病因素的研究,深入到隐性的、微观的致病因素的研究。

  从以上论述可知,中医无论在生理病因方面,还是在药理药性方面,都与现代医学有着很大差距。因此,中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,就不能一味地维护旧体系,而是要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,创新中医理论,提升中医药科学知识水平。

  然而,有些人虽然也承认中医在科技方面与现代医学存在着差距,但他们却认为中医的理论体系是“完整的,无懈可击的”,至于中医在医药科学方面的落后,不会影响中医学的优秀,没有必要进行理论创新。

  例如周筠胺先生在他的《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》(《云南中医药杂志》发表)一文中指出:“中医是宏观医学,从宏观出发,注重整体”;“西医是微观医学,从细胞到分子到基因,从微观出发,以实验科学为基础”。

  在这里,周先生把中医划归为“宏观医学”,而将西医划归为“微观医学”,其划分原则和标准是否科学,我们暂且不用管它。但周先生能够如此划分,说明他已经看到中医学关于生理病因的论述,还没有从“宏观”深入到“微观”。然而周先生却不从科学认知上,去解读 “宏观”与“微观”的深浅关系。而是另辟蹊径,从方法论上来说明中医的“宏观医学”优于西医的“微观医学”。

  他说,中医从“宏观”出发,“认识人体和疾病是整体的、动态的、宏观的和模糊的,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和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,并且用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”。

  西医从“微观”出发,“过多的注重微观局部而忽略了宏观整体,忽略了人在生理、心理、病理上的统一性及独立个体的特征性”。因此,中医比西医“更显示出其合理性与思辨性”。

  当然,周先生所指出的中医这些特性,的确与西医形成了鲜明对照。但是,这些特性并不表明中医在医药科学上的先进,它只是说明了中医医学理念和方法论的优秀。

  大家知道,理念和方法论都可以作为哲学中的一个范畴,而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内涵。看来,周先生所归纳的不是中医作为自然科学的特性,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医的。怪不得他在《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》一文中,不让人们从医药科学发展上来评价中医和西医,而是从“文化不同”上,从“发展模式”上,从“思维方式和方法论”上去“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”。

  周先生说“西医根植于西方文化,具有张扬的个性。虽然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具体而精确,但它却是静止地,孤立地去认识人体和疾病”。

  而“中医根植于中国的道家文化,吸收了周易、 道家、儒家等哲学思想,特别是元气论、阴阳学说、五行学说,并把它们转化为中医学理论,来阐述和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”,使得中医学具有了“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”,“时时处处体现着道家的天人相应观、整体观,主观意向及中庸”,体现着“人与自然的统一性,人与社会环境的融合性”。

  在周先生看来,中医之所以优秀,不是因为它在医学实践中,通过科学探索去发现并揭示人的生理病因,而是将我国古代“哲学思想……转化为中医学理论,来阐述和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”,从而使得中医成为“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”。

  以上周先生对中西医的评判,无疑是把医学纳入哲学范畴来考量的。由于周先生用中医的哲理pk西医的医理,从而凸显了中医学包含有哲理的优秀,隐匿了中医作为医药科学的不足。

  这样一来,周先生就忽视了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,反而将哲学理论当作了中医学的主体。这种观念上的混乱,必然造成认识上的错位,带来结论上的荒谬。

  例如周先生从中医的“整体观”出发,说什么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,将“对人的组织器官,不断向深入研究,越分越细,从而忽略了整体性,背离了中医的整体观”。在周先生看来,医药科学研究,与中医学的“整体观”是对立的、不相容的。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

  大家知道,“整体观”是中医的医学理念,属于哲学范畴,而中医本身则属于自然科学。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,所以医药科学研究与医学理念不会出现冲突和对立,当中医对人的组织器官深入研究时,忽略不了人的“整体性”,背离不了中医医学理念的“整体观”。

  实际上,对人的组织器官深入研究,还会有助于对人的“整体性”认识,维护中医的“整体观”。因为中医的“整体观”,是把人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,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是相互联系的。所以要坚持中医的“整体观”,就必须了解各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相互联系。然而要了解各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相互联系,就应该开展科学研究,首先弄清各组织器官自身的生理功能,然后根据它们各自的生理功能,找到它们生理功能相互联系的方式。

  如果不对它们“深入研究,越分越细”,而是将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混为一谈,甚至“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症,多分别归属于五脏”(《中医学概论》),这样的“整体观”,决不是人体生理功能的整体联系,而是把中医理论中的某些“模糊性”当作了“整体性”。

  由此看来,发展中医科学,对人的组织器官“不断向深入研究”,其结果不但不会像周先生说的那样,背离中医的“整体观”,反而有助于了解各组织器官之间的生理功能联系的方式,从而加深对人的“整体性”认知。

  周先生又认为,如果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,由“宏观”深入到“微观”,还会背离中医“贴近自然”以及“人与自然的统一性”的医学理念。

  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观念。

  比如在病因方面,像“六淫”这些与异常气候有关的“宏观”方面的致病因素,的确与自然界息息相关,体现了中医学坚持“人与自然的统一性”,以及“贴近自然”的医学理念。但是且不可弄错了,像病毒、病菌、细胞变异等“微观”方面的致病因素,也是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及自然现象,与自然界同样息息相关。

  因此,中医“深入研究”这些“微观”方面的致病因素,不会背离“人与自然的统一性”,以及“贴近自然”的医学理念。

  又如中医的诊断学,是把患者的症状与体征作为依据,进行“辨证”来认识疾病的。当然,症状与体征这些“宏观”方面的病理反应,无疑都属于自然现象,显示了中医学坚持“人与自然的统一性”,以及“贴近自然”的医学理念。然而,像血糖、血压、血小板、肝功能等,这些“微观”方面的生理指标变化,同样属于自然现象,中医学对它们进行研究,也不会背离中医“贴近自然”,以及“人与自然统一性”的医学理念。

  同样道理,中医学由“宏观”的生理现象,深入到对“微观”的生理结构进行研究;由药物“显性”的药性及功效的研究,深入到“隐性”的药理作用的研究,都不会背离中医“贴近自然”和“人与自然统一性”的医学理念。

  周先生还认为,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,从宏观深入到微观,会背离“道家的天人相应观,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,以及主观意向及中庸”。周先生这个论调,更是错误的离奇,而且是驴唇不对马嘴。

  大家知道,我国古代不同的哲学流派,对“天人合一”有着不同的诠释。“天人合一”在道家庄子哪里是一种思想境界,他说: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齐物论》),指的是“游心于道”的物我两忘,逍遥自得的精神自由。而老子说的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(《道德经》),诠释的是一种主从关系,是说人连同他效法的、生养他的天地,都要归结于道,而道的根本又是自然。这里的自然不是自然界,而是自然而然,指事物的本来面目,即事物循着自身规律而变化。

  看来,道家的“天人合一”与周先生理解的“天人合一”,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。

  至于说“中庸”,那更是张冠李戴了。再者,“天人合一”在儒家孟子那里, 是人的心性与天的统一,孟子说: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,知其性,则知天矣”(《孟子.尽心》)。认为人之心性受之于天,善性是天赋的,只有发挥心的作用认识了自己的善性,才能了解天命和天道,达到“上下与天地同流”(《孟子.尽心》)。

  西汉董仲舒更是将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发展为“天人感应”,认为人类从形体到精神都是天的复制品,天能干预人事,人的行为又可感应上天,人附天数,天人相类,“以类合之,天人一也”(董仲舒《春秋露.阴阳义》)。

  宋代的理学家们则把“天人合一”、万物一体的基础归结于“理”,程颢说:“有道有理,天人一也” (《二程语录》)。看来,儒家“天人合一”里的天是人格化了的天。

  虽然孔子将人格化了的天改造为“命运”之天,但天仍然对人起着支配作用,他强调“畏天命”(《论语.季氏》),提倡“知天命”(《论语.为政》),并告诫人们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”(《论语.尧日》)。其实,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早在殷商以前就出现了,如(《诗经.商颂.玄鸟》)中有云: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”。“天人合一”主要是说天有意志,与人相通,人类社会的变化,个人命运的走向均为上天所安排,人间的一切,都是上天的意志。

  因此,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,在我国的历朝历代,都是统治者推行“天命论”的理论基础。倒是 “天人之分”把天看作了自然之天,认为“明于天人之分”,天没有意志,不能主宰人事,“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(《荀子.天论》);又认为“天行有常”,天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,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,荀子说:“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”(《荀子.天论》)。

  至于到了现代,“天人合一”思想中被人格化了的天,却回到了“天人之分”的自然之天,并赋予了新的内涵。这些哲学界的是是非非,对于作为自然科学的中医学来说没有什么意义,中医学没有必要和它们扯在一起。

  而周先生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,从宏观深入到微观,会背离“道家的天人相应观,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,以及主观意向及中庸”。只能说明他还是把中医学纳入了哲学范畴。

  当然,我们人类同其他生物一样,都是自然界的产物。因此,人的生理结构、生命节律无不打上自然界的烙印。

  如一年四季、月圆周期、昼夜交替等变化,都将对人的生理产生影响。这些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以及《金匮要略》等中医学经典中有所论述。如果把中医这些自然科学论述,称作“天人合一”或“天人相应”思想的话,那么就其内涵来说,决非与道家乃至儒家 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相应”的哲学思想完全相同。

  周先生还有一个错误论调,他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,创新中医理论,就会“把中医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,用西医改造或消灭中医”。

  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大家知道,虽然中西医都是医学,都在研究人的生理病因,研究治病的药物和方法,但是它们涉及的医学领域并不完全相同,各有自己的研究方向。中医在自己的领域,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深入,是不会“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”,被“西医改造或消灭”的。

  例如在生理方面,虽然中医的经络理论还处于假说阶段,但西医却是研究的空白。中医由经络理论所发明的针灸、按摩等疗病技法,西医更是从未涉猎。如果中医对经络的研究深入下去,一旦经络的生理结构或存在方式被发现,必然使中医的经络假说上升为科学理论,而不是中医被“西医改造或消灭”了。

  又如,中药有着自己的特质,它以原生态动植物为主,兼有矿石、化石、微生物等。与西药相比,中药的药用物质成分主要是有机物,不含有害化学成分,毒副作用小。如果中医对中药的研究深入下去,从对中药的药性和功效的认识,达到了对中药的药用物质成分和药理作用的认知,必将使中医药物学得到完善,而不是中医被“西医改造或消灭”。

  再如,中医学是通过“阴虚”、“阳虚”、“阴盛”、“阳盛”、“气虚”、“血亏”等“证”来说明病理的。由于这些反映着人的生理功能异常的“证”,是对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等病理反应的高度概括,因此它们与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存在着内在联系。如果中医对这些“证”的研究深入下去,一旦揭示了这些“证”所体现的生理指标变化,它与疾病的病因,与疾病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,必然使中医病理学实现质的突破,而不是中医被“西医改造或消灭”。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  由此看来,我们说的中医进行理论创新,不是将中医“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,用西医改造或消灭中医”。而是在自己的医学领域,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科学探索。然而,要做到这一点,就不能仅仅用一些现代医学名词来装饰中医学。

  比如,就拿中医病理学中的“肾阴虚”来说吧,应该从“肾阴虚”产生的证候出发,探索肾的生理指标发生了哪些变化,从而揭示“肾阴虚”所反映的生理功能异常。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,既不对肾的生理指标变化做定性分析,更不做定量分析,只是用现代医学名词来解释“肾阴虚”,甚至把中医的“证”与西医的“病”等同起来。还说什么由于“肾阴虚”,肾将无法制造出“精微物质”,滋养不了它所主的组织器官。这里的“精微物质”,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性主体的笼统概念,是对猜想物的形容,不具备客观实在性。

  因此,这种不对“肾阴虚”进行科学研究,仍然用推理的方法解释“肾阴虚”,是实现不了理论创新的。

  其实,中医的理论创新,指的是中医要从哲理走向医理,将假说上升到科学,全面提升中医药科学知识水平。显然,为了这一目的,中医就应该敞开博大的胸怀,兼容并蓄,吸收现代医学的科技成果,充实自己的理论。

件的接纳;对已经发现的病菌病毒以及为科学揭示的其它致病因素和病变原因,要毫不犹豫的承认,拿来我用,作为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科学依据。

  此外,还要利用现代高科技去揭示中医术的科学原理,从而使中医技术走出原来经验积累的模式,实现在科学指导下的,有遵循的进行发明创造。

  总而言之,中医要理论创新,就不能一味地将哲理当作医理,或者死抱着假说当宝贝,与科学分庭抗礼。因为这样作是没有出路的,只能会使得中医继续衰落下去。发展创新则进,不发展创新必然落伍,早已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。

  在自然规律面前,任何的哀鸣或激昂陈词,都毫无意义。狭隘的民族主义,“小国寡民”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保守主义,抵制文明的复古倒退主义,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。

  中医从它的鼎盛时期,走到目前如此衰败的境地,并不是国人不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,也不是人们懒惰怕麻烦不再惠顾中医,而是我们的中医太落后了,太需要注入科学的新鲜血液了。

  我们倡导科学,并非科学崇拜,任何崇拜都是一种迷信,迷信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。就科学本身来讲,它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。认知不会产生崇拜,只有盲从才会产生崇拜。因此,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,要把中医从科学中解放出来。这种对科学的仇视,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。

  那种把哲理凌驾于医理之上,把假说凌驾于科学之上,把揣测凌驾于探索之上,把虚构凌驾于认知之上,把主观凌驾于客观之上的“虚入实出”,不是对中医的呵护,相反闭塞了中医科技深入发展的道路,到头来只会危殆中医的生存。

  如果真的想呵护我们亲爱的中医,那么,必须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,创新中医理论,将假说上升为科学,使哲理走向医理,完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化,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,不仅医术互补,还要理论融合。只有这样,中医才会实现振兴,开辟一个美好的明天。